新闻现场先救人还是先报道?面对新闻伦理和记

来源:未知2019-12-11 15:58

  主持人 夏德元,新闻学博士,上海理工大学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互联网与文化创意产业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研究员

  费雯俪 对话嘉宾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杉达学院时尚传播系主任,副教授,巴黎大学高级研究学者

  夏德元:非常高兴请到两位青年才俊参加今天的讨论。新闻伦理或者新闻道德是自新闻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话题,关于这方面的学术著作出过不少,本人最近也曾引用过英国学者卡伦·桑德斯《道德与新闻》一书中提到的南非摄影记者凯文·卡特的案例,说明新闻报道中的道德问题之严峻。近期,围绕杭州女童章子欣被害事件的报道,受到了社会的重重拷问,其中涉及到的新闻伦理道德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深思。

  费雯俪:夏老师提到的案例,我有所了解。说的是南非自由摄影记者凯文·卡特在1993年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苏丹孩子,正艰难地匍匐在去救济站的路上。因为太虚弱,小孩连一段很短的路也走不动了,而在小孩的身后则是一只对孩子虎视眈眈的秃鹰……就是这张照片让凯文·卡特获得了普利策新闻奖,但是两个月后凯文·卡特却了。一些认为,凯文·卡特应该放弃拍照,或者在拍照后上前抱起小孩并将其送到救济站。凯文·卡特受到的和心理压力与日俱增,以致他本人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做得对。最后,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以来结束自己心灵的煎熬。这件事太让人震撼了!我们为凯文·卡特的死感到惋惜,但同时这件事也应该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的反面教材,时时提醒我们对任何灾难性新闻事件的报道,都应经受得住社会和世道人心的拷问。这次杭州女孩被害事件整个过程的报道,也产生了许多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

  宁传林:确实如此。新闻报道绝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活儿,事实上,在道德评价日益泛化的今天,几乎每一篇新闻报道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伦理后果。因此,我们必须对新闻报道可能涉及的道德问题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否则无法胜任新媒体时代的新闻报道工作。在“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参与者”的新媒体时代,人们更乐于在网上表达自己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关切。这种关切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在于人们对之做出道德评判的新闻报道本身如果出现了偏差,那么公众评价也就必然出现偏误。关于杭州9岁女童章子欣被害事件,由于部分媒体以偏概全的报道引发了网上指责孩子家人的大量,质疑章子欣爷爷奶奶重男轻女,以及为了金钱将孩子“送入虎口”,还质疑章父“不作为”,以及孩子刚离世就在网络上发表信息的行为,后经证实是百度新闻编辑未经章父同意擅自发布。的指责甚至谩骂给受害者家人带来双重伤害,而这些伤人之语给当事家庭带来的苦痛将长久存在。

  夏德元:事实证明,片面报道、不实报道、歪曲报道或者仓促报道,确实会带来触目惊心的社会恶果,比如前些年“南京彭宇案”的报道,就是有重大缺憾的——实际上该案最终是调解结案,而调解结案的依据是彭宇承认自己确实撞人了。但是,因为后续没有新闻报道披露这一细节,结果给民众造成了“彭宇没有撞人却要承担经济赔偿后果”的恶劣印象。这确实不能不引起我们所有新闻人的警觉。面对这样的道德评价和风险,难道新闻界没有什么动作吗?

  宁传林:其实,早在1911年,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创始人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便制定了《报人守则》,这是世界上最早成文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守则中强调新闻事业是一项神圣的事业,从业者应该为公众服务,而不是为一己私利;出言不逊者,不适宜从事新闻写作;受本身偏见所左右及他人偏见之笼络都应该避免,绝不能因威逼利诱而逃避本身责任;新闻事业应独立不挠,傲慢、权势均不能使其动摇,勇于打抱不平;在法律、忠诚及互助的共识下,给予人平等的机会等。二战后各国都制定了相关条例,时至今日,为社会公众服务,始终追求新闻客观性、真实性的主旋律仍是新闻伦理所践行的重要标准。

  费雯俪: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于1991年也出台过《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这一准则又于2009年做了修订。其中就有“恪守新闻职业道德,自觉承担社会责任”的有关条款,还明确规定:“采访报道突发事件要坚持导向正确、及时准确、公开透明,全面客观报道事件动态及处置进程,推动事件的妥善处理,维护社会稳定和人心安定。”准则规定“要把真实作为新闻的生命,坚持深入调查研究,报道做到真实、准确、全面、客观”“报道新闻不夸大不缩小不歪曲事实,不摆布采访报道对象,禁止虚构或制造新闻”“刊播了失实报道要勇于承担责任,及时更正致歉,消除不良影响”等等。诚然,新闻伦理问题自传统媒体时代就有,而网络新媒体时代因为社会语境的变化,所产生的新闻伦理问题又有所不同。如何破解新闻伦理失范困局、增强媒体的引导力,也已成为业界和学界共同关注的焦点。

  宁传林:关于新闻伦理的探讨建设与新闻伦理实践是两回事。在我看来,新闻伦理的实践包含了“自律”和“他律”的过程,这里的自律是指媒体工作者或媒体机构在新闻道德、社会公德的约束下所表现的“‘我’应该怎么做”;他律则是社会公众基于社会伦理和大众情感对媒体从业者所期许的“‘他/他们’应当如何做”。他律对自律起决定性影响,自律行为接受他律的检验,同时也促进他律水平的提升。

  事实上,新闻伦理实践与理论的脱节在世界范围内都存在。除了刚刚提到的摄影师凯文·卡特,2015年“艾兰之死”事件,也因部分媒体使用了男孩尸体大幅彩照,血腥的场面引起了读者。前段时间,《一碗蛋花汤,让14岁女孩赌气吞30粒药,“凭什么光给弟弟吃”》的新闻引起热议,矛头直指文中提到的做蛋花汤的女孩奶奶,并引起了社会关于二胎抚养的争论。而后证实,女孩是一名抑郁症患者,赌气吞服的药是治疗抑郁症的药物,而“蛋花汤”事件更是子虚乌有。女孩事后联系相关媒体删除不实报道但均未得到回应,有关新闻仍在网上传播。表面上看,新闻伦理建设一直难以跟上新闻实践的步伐,实际上,新闻伦理中求真求善的基本标准早已确立,是新闻实践偏离了新闻伦理的基准。之所以如此,我认为根源上是两种缺位:一是广泛的媒介素养教育,二是从严从紧的规章制度。当前,和医学伦理、教育伦理等相比,社会对于媒介伦理问题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我们应该对媒介伦理问题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给予更多的关注。

  费雯俪: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我觉得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数字技术环境下人文关怀缺位。人格的虚拟化使大众的社会责任观变得随波逐流、随心所欲。虚拟人格的形成使传统新闻伦理道德本应约束、引导和规范的对象变得模糊难辨。特别在对灾难性新闻的报道过程中,往往忽视当事人的感受,缺乏有人文关怀的新闻报道。其次是道德评判缺乏深度思考。数字技术与媒介融合强化了社交媒体的传播性能,在新闻报道中随处可见“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一些“标题党”制作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吸引受众的关注。但对于这些现象,新媒介中的批评意见往往缺乏深入的道德思考,陷入了一种“人人都批评”和“批评任何人”的境地。社交化媒介加速了意见领袖的形成与网络“围观”现象的出现,大量自发性、非组织的网络受众通过聚集发声与集中关注造成群体记忆与情感的爆发,在群体传播作用下再度围绕信息机制形成新的漩涡中心并进行匿名传播。这种群体传播以匿名式、不稳定、情绪式手段参与,形成了强势的场域。第三是新媒体的价值冲突,表现在媒体自身的原则与社会普遍“善”之间的冲突。随着上网的普及,自媒体平台发布的消息对于社会群体、个体认知、社会价值判断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新媒体除了引导者的身份又增加了经济创收者的身份,开始向受众为中心的经营理念转变,这种价值冲突使新闻工作者要面对多元化的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

  宁传林:对症下药,主要可以从完善规章制度和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方面下功夫。关于规章制度,可以借鉴医学伦理建设和教育伦理建设的经验和做法,将新闻从业者的道德准则落到实处。是否能构建一种渠道,让相关从业人员像科学家联合克隆婴儿试验那样,联合违反新闻伦理的行为?对于违反新闻伦理的行为,应该让它们受到越来越多的批判,而不是默许甚至纵容。媒介监管部门是不是也可以对违反新闻伦理的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对违反新闻伦理的个人或机构进行公示批评,严重者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章子欣事件中,百度新闻编辑借章父之名发表言论,事件发生后,我们在网上看到《章子欣遗体被找到,百度“立即”开除了一名编辑》此类新闻,报道好似赞扬百度行动迅速,处理恰当。然而该事件中,编辑按什么标准招聘的,如何培养?机构对新闻发布的审查规程是怎样的?该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然而仅以一纸说明草草了结,这样的局面必须改变。

  费雯俪:我觉得要改变媒体行业忽视新闻伦理的现状,应从三个方面着手:第一是完善新媒体自律规范与监管机制。新闻行业要以《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为基础,结合新媒体环境下新闻报道出现的问题和伦理困境,制定明确的、操作性强的自律规范,并保证这些规范得到有效的贯彻执行。第二是强化新闻行业的道德意识。强化新闻行业的道德意识,要以新闻报道活动过程中的利益和价值冲突为主线;以“责任、公正、真实”等核心伦理概念为基础;以技术伦理、规范伦理和德性伦理为内在维度,形成一套有助于提高媒介传播道德水准的伦理体系。传播媒介要谨遵新闻职业法规与道德规范,只有尊崇新闻伦理价值观,才能合理引导集合行为中的信息流情况,才能保障新闻内容的客观性与真实性,体现社交媒体时代的传播价值。第三是强调深度报道的重要性,坚守专业底线。新闻的本质是对事件真实、客观的报道,而非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在众声喧哗的社交媒体环境中,注重深度报道,守住新闻真实性、客观性显得至关重要。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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